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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心銘,國家寶藏有我一份

時間:2019/6/24 15:02:09 來源:中華古玩網 責編:采編 閱讀量:1336

??摘要:龔心銘龔心銘(1865~1938),字景張,號渠生,安徽合肥人。與其弟龔心釗皆為前清進士出身,后投身實業,并成為馳名中外的大收藏家。合肥第一大家族近代合肥有“龔張李段”四大家族之說,其中龔家高居榜首。這后面的三家,分別是張家(清末淮軍

摘要:龔心銘龔心銘(1865~1938),字景張,號渠生,安徽合肥人。與其弟龔心釗皆為前清進士出身,后投身實業,并成為馳名中外的大收藏家。合肥第一大家族近代合肥有“龔張李段”四大家族之說,其中龔家高居榜首。這后面的三家,分別是張家(清末淮軍將領張樹聲家族,可參閱: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世間獨有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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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心銘

龔心銘(1865~1938),字景張,號渠生,安徽合肥人。與其弟龔心釗皆為前清進士出身,后投身實業,并成為馳名中外的大收藏家。

合肥第一大家族

近代合肥有“龔張李段”四大家族之說,其中龔家高居榜首。這后面的三家,分別是張家(清末淮軍將領張樹聲家族,可參閱: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世間獨有張充和:她的人生像一曲最驚艷的夢境)、李家(李鴻章家族,可參閱:大收藏家375期:李蔭軒,李鴻章家族后人,古董堆滿72間房)和段家(段祺瑞家族)。合肥龔家,自明末清初的龔鼎孳開始便聲名顯赫,至今四百余年,名流輩出。

在清朝末年,合肥城里流傳著一首民謠:“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漸有書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車馬盈門……十三十四兩代翰林……”這首民謠反映了龔家到合肥后白手起家,創立門戶,由一貧如洗翻身成為合肥望族的艱辛歷程。

龔鼎孳(1616~1673)是合肥龔家七世孫,字孝升,因出生時庭院中紫芝正開,故號芝麓,乃中國文學史上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另兩位是常熟錢謙益和太倉吳偉業。龔鼎孳做過明朝的官,也投降過李自成,后來還做了清朝的六部大臣,“一臣侍三君”,在史書里被列作“貳臣”。但另一方面,他又能保護文人學士,敢于為民請命,有“窮交則傾囊橐以恤之,知己則出氣力以授之”的名聲。著名的“六尺巷”(讓他三尺又何妨)典故便與其有關。

龔家十二世的龔照瑗(1835~1897),字仰蘧,號衛卿,其名、字、號皆取仰慕春秋時歸隱不仕的衛國名士蘧瑗之意。他生于清道光十五年四月初四,勤奮好學,但熱衷于科舉,卻無奈數次赴考都天意弄人、名落中山,后來只好用財物捐個官來滿足心愿,因此后來在官場上受到頗多排擠與輕蔑。但龔照瑗聰明好學、精明穩當,深得同鄉李鴻章的器重與提攜,后來成為第一代大清駐外使節,曾任駐英、法、意、比公使。1896年,龔照瑗與其侄龔心湛曾在英國誘捕孫中山,轟動一時。1897年,龔照瑗因病去職歸國,到上海后僅35天(7月20日)便去世。

龔家自龔照瑗之后,又陸續出了多位名頭極響的外交官,如十三世龔心釗(龔照瑗次子)是清末駐英屬加拿大總領事,龔心湛(龔照瑗堂侄)曾駐外使館八年(后還曾代理民國總理103天);十六世的龔普生是我國第二位女大使、駐愛爾蘭首任大使,其妹龔澎則是新中國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長、部長助理,龔澎的丈夫喬冠華也是我國著名的外交家。龔家堪稱名副其實的“外交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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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心銘(右) 龔心釗(左)老哥倆

一門連科三進士

龔照瑗育有兩子:長子龔心銘,次子龔心釗。據光緒庚寅《合肥龔氏宗譜》卷五“北份十三世”(龔家分南北兩份)記載:

心銘,字景張,號渠生,一字伯新,行一,排行三。仰蘧子。生于同治四年乙丑九月十五日寅時(1865年11月3日)。附貢生,刑部郎中奉天司行走。中光緒十五年(1889年,24歲)己丑恩科順天鄉試中式八十三名舉人,獎戴花翎,誥授奉政大夫。娶梁氏,續娶孫氏,子二,書麟書鳳。

心釗,字仲勉, 號懷熙,行二,排行五,仰蘧子。生于同治九年庚午十二月初五日亥時(1870年1月25日)。附貢生。 娶李氏,子二,書鸞書鶴,女一。

由于這部宗譜成于光緒庚寅年即1890年,時龔心銘25歲、龔心釗20歲,他們此后的婚姻、生育情況和事跡,自然也不可能列入其中。

另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記載,龔心銘乃光緒十八年(1892年,27歲)壬辰恩科二甲第92名,堂兄弟龔心鑒乃三甲第136名,龔心釗乃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24歲)乙未科二甲第49名,合肥龔家兩科連出了三個進士,真是何等了得!其中,龔心銘和龔心釗是親兄弟,都是龔照瑗的兒子,皆少年得志。

龔心銘登科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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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心銘中進士后,授職翰林(一說曾官江蘇道員),后來龔心銘以庶常改職考取商部時,正值奕匡父子操縱權柄,大肆受賄。龔心銘故意送上薄禮一份,結果觸怒載振,被彈劾落職。于是,龔心銘從此絕意仕途,開始專注于經商與金石書畫之學。龔心銘后與蔡爾康為廣學會第一批華人會董,曾興辦鐵路、煤炭等實業,任上海阜豐面粉公司及匯昌機器制造公司總理,抗戰時居北京。

龔心銘書法甚好,主學顏真卿,“書得平原,誠懸神髓。”他受知于翁同龢,深得翁的賞識,翁嘗嘆曰:“入吾室者龔生也”,并向家人交代寄語心銘,自己的墓志銘要“煩其手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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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仕新朝,不忘故里

龔家不但是官宦世家,而且資本十分雄厚。據龔心釗的女兒龔安英回憶,老合肥城的幾條街道都是龔家的,現在逍遙津公園的一部分當年就是龔家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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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合肥逍遙津公園

原來,早在1891年龔照瑗升任四川布政使、翌年龔心銘中了進士后,龔家雙喜臨門,暫時留在合肥的龔心釗就收購了合肥逍遙津(張遼威震逍遙津即此地)一帶的土地和水面,建造取名來自父親字號的龔家花園“蘧莊”,又把斗鴨池加以整修,按水面形狀略似豆葉更名豆葉池,龔心釗則自號豆隱。龔心釗疏浚逍遙津湖時,居然還撈出了宋代的兔毫碗、吉州茶碗,竟完好無損。后來龔照瑗使歐后,龔心釗將逍遙津現成的陸地和水面依近代地圖稍加改造,挖了三條溝渠,這樣,四塊陸地被豆葉池水面包圍,儼然如世界五大洲,于是龔家的逍遙津蘧莊大門聯云“豆隱大千界,池環小五洲。”1904年春,同治狀元陸潤庠題書“古逍遙津”和“蘧莊”。

1908年,中國南北運輸大動脈津浦鐵路動工興建,龔心銘出任鐵路顧問,時任江防營統領的張勛經常在浦口陪同他沿線轉悠。宣統初年(1909年),他干脆到湯泉(今江浦境內,靠近安徽)買得一眼五柳泉,傍泉建起別墅,內有游泳池、健身房和屋頂花園等。龔心銘時而在此潛心做學問,時而邀約賢達聞人來此聚會,相互吟詠,還乘興到瑯琊山秋游。龔氏還在鎮上置辦小型發電機,“裝燈百余,為山林荒辟大放光明",又建有電報房,可隨時與外界電訊聯系。并出資將珍珠泉、川(瘡)塘泉分別砌建為男、女公共浴池,開溫泉旅游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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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十月初九,吳昌碩、龔心銘、朱疆村(朱孝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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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三立題《景張先生小像贊》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武昌首義后僅僅過了30天,合肥光復,廬州軍政分府宣告誕生。龔心釗隨即從合肥遁往上海。龔氏兄弟選擇成為清朝遺老,“不仕新朝,不忘故里”。他們看中了“十里洋場”上海, “念上海中外人才交會地” , 故“來作寓公” ,學習新學,且熟于英語。他們在這里做起了古玩收藏的生意,由于家底很厚,祖上也收藏了很多貴重文物,所以收藏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在古玩界十分有名。只有龔心釗時而回合肥將逍遙津工程收尾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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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心銘贈友商鞅方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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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拓片四處銘文

大家必有國之重器

龔家的收藏至少在龔照瑗的上輩就自合肥開始了。但能稱得上“玩家”或“收藏鑒賞家”的,還是龔心銘、龔心釗兄弟。龔心銘的齋名為“懷麓齋” ,龔心釗的齋名則是“瞻麓齋”,皆懷瞻前輩之意。他們的收藏把玩從合肥延伸到上海,也從上海延續回合肥。據龔安英回憶,她很早就和文物生活在 一起。小時候回合肥,常和家中的一幫堂兄弟姐妹向逍遙津貼著水面拋碎瓷片做“漂漂游”的游戲。

龔心銘喜愛收藏鑒賞,鑒賞水平也非常高。他在浦口建起“龔氏湯泉別墅”后,專門辟出一間屋子,用來放他最為看重的印子金和商鞅方升。龔心銘把這間屋子題作“周爰秦量之室”,并以此為自己的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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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爰秦量之室

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下卷謂:“ 龔心銘字景張,安徽合肥人,官江蘇道員。藏有秦方量一,乃近年關中出土者,…… 定為商鞍所制之量,自著考釋甚詳。又鳳臺縣八公山所出之金餅,文曰“郢爰”、“重爰”,君所得有十余種。藏三代秦漢印幾千紐,編為《 懷麓齋印譜》。 ”不過可惜的是,《 懷麓齋印譜》今已不可見,所以龔心銘收藏的幾千紐秦漢古印已不可考。

除了周爰秦量、秦漢古印,龔心銘還收藏有秦玉璽、漢金餅,再有就是歷代名人字畫貼、名硯御墨、青銅器、瓷器、玉器古玩等;其它還有與美國總統、與愛迪生合影照片、與名人往來信札,但這些后來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

又如,吳昌碩曾為心銘、心釗兄弟刻有多方印,如為龔心銘刻“楚鍰秦量”印(秦量即“商鞅方升”);為龔心釗所刻“合肥龔氏鑒藏歷代金石文字、中外泉貨、官私印章、碑帖圖籍、書畫尺牘之記”為長達三十字的多井格多字印,在吳氏印譜中相當少見,可見兩人交情之深。

1925年,即中華民國乙丑年,龔心銘還結集出版了《浦口湯泉小志》(一說出版于1928年,或誤),內有《楚金愛考》、《秦鞅量考》兩篇重要考證文章。因為《浦口湯泉小志》的出版,社會上很多人都知道了龔家藏有商鞅方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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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心銘《浦口湯泉小志》序

周楚金爰

龔心銘原娶同齡人梁氏,梁氏1885年20歲病故,時龔心銘也不過20歲,于是一年后又續弦, 這回迎娶的是另一大家族“壽州孫”之女,雅號“三姑”,還有個學名叫孫傳林,她比龔心銘還大三歲半(合肥民諺“女大三抱金磚”),她24歲到合肥龔家“填房”時已老大不小。

壽州孫家的“三姑奶奶”出閣的時候,其伯父孫家鼐不僅是光緒皇帝的師傅,還先后出掌工、刑、戶、禮、吏諸部,孫家可不愿讓合肥的龔家小瞧了,于是隨帶的嫁妝頗豐, 其中就有壽州出土的印子金“郢爰”等。壽州古稱壽春,戰國時曾是楚國的都城,地下有不少寶貝,但民間對不斷出土的金幣往往只作為打首飾陪嫁妝的原料。不過,兩位親家是懂行的,時任江蘇候補道和蘇松太兵備道監督江南海關事務的龔照瑗叮囑兒子好好研究這些2000多年前的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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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國金餅

龔心銘在《楚金愛考》中云:“銘館甥壽春,光緒中時往來淮肥間,因獲得出土之爰金,內子傳林夫人亦出篋中孫太夫人所畀者,相與印證。奏庭、勉臣、陰庭、子剛數君復為搜集,先后共獲三十二品, 曰郢、曰專、曰陳,皆屬楚鑄。厥后復得若潁者,其文益古,為此類所僅見,殆屬西周時代,其地后皆隸于楚,然不得以楚金概之,謂之周金爰固無疑義。”龔心銘又釋:“余所見印子金有四種,若潁、若郢爰、若陳爰、若專爰,惟專弗詳其地。”

孫家鼐就很賞識龔心銘這位賢婿。他在1905年題曰:周楚金爰,景張侄倩,搜羅延訪,廢幾許心力。吾鄉時有此金出土,多毀于婦女飾具。景張寶此,既為吉金延命脈,復為吾鄉征文獻,厥功大矣!光緒乙巳七十九歲老人孫家鼐識于京華。

龔心銘的《楚金愛考》是中國最早一本著錄和研究戰國時期楚國黃金鑄幣的書,在中國錢幣學史以及戰國文字研究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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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是國家重量級文物,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名錄。它是中國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標志性器物,是戰國至秦漢容量、長度單位量值賴以比較的標準,是秦統一六國后造量器的標準器具,此器是研究秦國量制的極重要的資料。(《如果國寶會說話》第二季《戰國商鞅方升:一升量天下》即是講商鞅方升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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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

2300多年前的重器商鞅量是如何進入“合肥龔”的上海龔家的?龔心銘家有一份收藏目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們一般秘不示人,但其中的一紙購進記錄卻可以解開這個謎:“秦量,癸卯七月以重金得于清暉閣。”這份“進貨單”記得很明白:1903年(癸卯),大約在8月下旬到9月中旬,龔家用重金從清暉閣買來“秦量”即商鞅量。(一說商鞅方升原為龔心釗購得,后龔心銘以米芾手卷換之,紅衛兵后來搜查龔安英家中時,發現兄弟倆所簽署互讓的交換合約。此說或為謬傳)

商鞅量何時出土還是一直藏傳于民間?清暉閣以上是怎樣輾轉的?清暉閣是古董店的名號還是哪個藏家的齋號,已經無證可查。圓明園中曾有清暉閣,是否有可能是圓明園清暉閣流出之物,也尚待查實。

商鞅量刻有這樣兩段銘文:

商鞅方升左長壁上的銘文

“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壹為升——重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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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底部銘文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召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一,嫌疑者皆明壹之——臨。”

龔心銘《浦口湯泉小志》內中的《秦鞅量考》一文,就對商鞅量中的上述兩段文字作了精辟的考證,有的見解很獨特。例如他認為前段屬先秦文字,筆畫較細,乙酉的“酉”字有鐘鼎筆意;而后段“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詔李斯改小篆所鑿,故文字較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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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心銘著《秦鞅量考》

龔心銘對商鞅方升是非常重視的,輕易不肯示人,拓片也不肯外傳,但自家兄弟及親朋好友則有機會一見。龔家舊藏商鞅方升拓片上最大的印章即是“合肥龔氏金石刻辭”。此外還有翁同騄及其孫輩翁試孫的鑒賞章和落款,注明的時間為“光緒乙巳春二月,景張仁兄屬”、“乙巳二月十九日”,即1905年春。

一年后,即1906年,龔心釗在此拓片上也有一段考證題跋:“嬴秦文字傳世者,惟泰山嶧山石刻。近百年來,吉今出土日眾。有詔版權量諸器,以長白端午橋制軍、黃縣丁干圃所得為最多,然率皆始皇二世之詔。此器則為孝公時商君平斗桶之制。商君為變法之祖,此量實為變法之輿,不獨以先秦文字重也。丙午七月將重游歐洲,倚裝記此。龔心釗。”由此可以看出,龔家得到商鞅量后,最多三年就有了鑒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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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心釗所題跋商鞅方升拓片

后來人們再著錄商鞅方升時,基本上就是用了龔心銘寫《秦鞅量考》時發表的拓片。1935年,唐蘭先生在《國學季刊上》發表了《商鞅方升與商鞅量尺》,將方升銘文中的「尊」字釋為「寸」,並根據十六寸五分寸一為升,計算出方升的容積是200毫升。(后來商鞅方升收藏於上海博物館後,時任青銅器部主任的馬承源先生測得容積為201毫升,並且也有專文發表。)

不能當個罪人

后來,龔家的產業陷入困境,經常靠抵押換取家里用錢。龔心銘曾將蘇州河邊上的開灤煤棧抵押給匯豐銀行,抵押期限將至,還不上錢,銀行提出你把商鞅方升來做抵押就可以,龔家就可以繼續到銀行支取銀錢,要多少錢給多少。當時龔心銘年事已高,這事情就交給自己的兒媳朱靜宜打理。朱靜宜就變賣了自己的嫁妝償還抵押,這才保住了商鞅方升。朱靜宜出身在車袋角朱家,上海第一家紗廠裕源紗廠就是他們家創辦的。

龔心銘的兒子叫龔安東,字旭人,戊戌變法那年生于上海,15歲被父親送往美國,曾入波士頓大學,25歲回滬,做過上海鐵路局車務總管。解放后, 他自籌資金開了家百貨店,公私合營不久,他從百貨商店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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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心銘在彌留之際,叮囑兒子龔安東,商鞅方升和印子金是咱的傳家寶,誰要是外賣,誰就是罪人。

日偽時期,日本人要花重金購買商鞅方升,龔安東以父親把這東西賣給了洋人為由,騙過了日本人。

到了1962年,上海博物館為了征集商鞅方升,由館長沈之瑜親自出面,在上海國際飯店擺了一桌酒席,宴請龔安東、朱靜宜夫婦,商請以十萬美金出讓這件傳世珍寶,并許以解決住房、照顧孩子上大學等額外優惠,但是他們夫妻倆還是以“早被父親賣給外國人了”為詞婉拒。前前后后,上博征集組的李鴻業、尚業煌多次到龔家做工作,但結果都一樣。

又過了幾年,文革開始了。龔安東的女兒所在工廠的造反派們就到他們家抄尋文物,他們先找到了五十多塊印子金,因為沒找到商鞅方升,他們就不愿意離去,后來又在龔家前前后后找了28天,仍然不見商鞅方升的影子。期間,造反派還抄了龔安英的家,讓她長跪洗衣板。最后,造反派們在朱靜宜的侄子家抄出了商鞅方升,遂帶著方升揚長而去。龔安東得知消息后,氣急交加,心臟病突發,在前往醫院的路上就與世長辭了,妻子朱靜宜不久后也隨他而去。

對這件外形毫不起眼、看著像只煤鏟一樣的東西,造反派也不明所以,就和其他抄家物資胡亂堆放在一起。馬承源得知龔家被抄的消息,憂心國寶被毀,想出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以上海博物館的名義送了面錦旗到查抄龔家的造反派組織,“感謝”他們為國家發現了這件珍貴文物。造反派不得已,只能將商鞅方升和其他被抄文物交給上海博物館保管。直到“文革”結束后,上海博物館按照相關規定將代管的文物悉數歸還給龔家。

龔安東的子女們,理熊、理濤、理成、理瑜、理琳兄弟姐妹,意識到自己沒有保護商鞅方升的能力,經商議之后,雖然負著違背祖訓的沉重十字架,最終還是將商鞅方升、印子金五十二塊、符印一百八十七方、銅器三件、甲骨四塊、舊錦二十塊、字畫碑帖十八件、舊經紙七卷、賣田契十一張共計一百九十三件文物作價轉讓給了上海博物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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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在上海博物館展出

參考資料:

鄭重《海上收藏世家》

李學勤《楚金愛考跋》

戴健《聲名煊赫的“合肥龔”》

《如果國寶會說話》第二季《戰國商鞅方升:一升量天下》

西祠網友《湯泉非湯山,關于龔心銘藏“商鞅方升”的一段往事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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